最近，我参加了一个会议，会上有人说我是医生中的“异类”。可能大多数人会觉得这是在侮辱我，而我反倒觉得这是一种褒奖。

　　会议聚集了各房地产机构的大佬，以及各区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的领导，他们就如何携手共同提升公共卫生服务水平而展开讨论。我是个“异类”，因为我是名对住房与健康问题之间的关联非常关注的医生。我花了20年时间，设计出了一套医疗保健和公共卫生计划，通过改善居住条件来提高健康水平。我自创了一个品牌“处方”，但不是药物。相反的是，它包含社区卫生工作者对每家每户的探访，并让杀虫灭害的承包商对街区巷道内的老鼠进行彻底清除。我所做的这些绝不是一名普通医生的日常工作。

　　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关心住房，我常常回答：“我怎么能不关心住房呢？！”住房被认为是对健康最重要的“社会决定因素”之一。然而，根据J.MichaelMcGinnis的主要研究（2002年）显示，“美国政府会把一万亿美元中约95％的钱，花在公共卫生领域，这些钱通常直接进入医疗保健服务体系；而仅有5％的钱被用在改进提高全国公共卫生的方法上。”比如，占据卫生问题60％的住房及其他社会决定因素。该数据得到了其他研究成果的证实，如1997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文章发现，如果你既对蟑螂过敏，家中又有蟑螂出没的痕迹，那么你下一次因哮喘而住院的风险会增加3倍，而且不管用药多少，都不会改变这个风险。

　　根据“平价医疗法案”（通常称之为“奥巴马医改”），如若我们想要儿童医疗成果得到改善，医保体系就要对社会决定因素进行评估和管理，因为它们是日常保健工作的一部分。通过儿童健康观察政策中心的研究显示，孩子比较小的家庭，事实上更有可能评估出家庭是否困难，比如，食物不充足，住房不稳定，或有断电风险等。尽管这都是些简单问题，但每个问题都会对健康造成巨大影响，有时还会增加成长的风险，导致发育迟缓或使住院率上升50％。

　　想象一下，一个卫生保健系统和一支医疗保健团队，随时准备去应对那些影响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。在医保工作开展之初，需要检查孩子的身高、体重和血压，同时，您要填一份有10个问题的调查表，看看你每月购买的食物、住房安全或用电是否有问题。要是医疗保健人员对家庭社会决定因素所进行的复查，能够像对孩子生命体征所进行的复查那样仔细、明确，结果会怎样？如果一位临床医生发现潜在的住房问题，比如霉菌，那么医疗队中的一员，比如律师，就有可能要求房东在孩子哮喘发作或住院前必须解决这个问题。这种类型案例所呈现的，我们称之为医疗法律合作关系。目前，全国有300家医院和医疗中心存在这种合作关系。在一些社区内，这些计划正彻底改变着整个家庭的健康和幸福。

　　于是我会问：“在我的医疗实践中，差异究竟是什么？”我坚决相信，像确认生命体征一样明确家庭的社会决定因素，并结合社区卫生工作者、律师和其他专业人士来解决社会决定因素的问题，会成为医疗保健工作的一项新规。而忽略这一问题才是不对的。

　　MeganSandel是美国波士顿大学医疗和公共健康学院儿科副教授。

　　（翻译：杨卉    图文编辑：程诚    页面设计：关璐）